晚清三大军政集团，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、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。三者是对当时朝政、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，其间交错勾连，发展嬗变，承续更。
所谓“晚清三大军政集团”，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、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(以下以“湘”“淮”“袁”简称之)。三者是对当时朝政、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，其间交错勾连，发展嬗变，承续更替，可以“三环链”喻指。本文就其“环链关系”略呈浅见。
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，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，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，连升十级，37岁任礼部侍郎，官至二品。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，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，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，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，被封为一等勇毅侯，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，后历任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，官居一品，死后被谥“文正”。曾国藩所处的时代，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、衰败，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，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，一度出现“同治中兴”的局面，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，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。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，而且一直延至今日。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。
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，大多是封建儒生，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。曾国藩与一些重要将领既是同乡，又有同学、师生、亲友的关系。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，并只服从营官，上下层层隶属，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。曾国藩治军重在思想纪
律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。他为湘军写的军歌唱道：“规矩要肃静，有礼、有法、有号令。”他制定“辨等明威”的军礼，以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、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与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维系官兵，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力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。
淮系集团是在淮军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的，主要由将领、官僚和幕僚组成。1870年，随着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来，这个集团迅速向中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渗透，从而成为晚清历史上最具有势力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。
湖北新军创始于1896年，至本年已练成步、马、炮、工程、辎重各 兵种1.7万人1905年5月，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，共计兵额近7万人。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，清政府派长芦盐运使胡橘芬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，聘德国人为教官，有步队3000人、炮队1000人、马队250人、工程队500人。12月8日，荣禄决定改派袁世凯到小站督练新建陆军。袁世凯接任后，将“定武军”进行扩编，加募步队2000人、马队250人，凑足7000 人;并陆续加聘德国译员至10余人。
这支新军完全按照德国营 制、操典进行训练，用新式武器装备，拥 有步、骑、炮、工程、辎重等兵种;各级军官大多由武备学堂毕业生充 任;对新兵的招募，按照西方国家的入伍要求，有年龄、体格及识字程 度等规定。镇压义和团时，新军扩充到1.7万人。1903年袁世凯任练兵 处会办大臣，新军大加扩充。日俄战争爆发后，袁世凯建议在全国成立 新军36镇。他先将北洋“左”、“右”两镇募足兵员，正式成立北洋军 第一镇、第二镇，派王英楷、吴长纯分任统制，随后又将巡警营扩编为 第三镇，派段祺
瑞统制。又将原来的武卫右军、南洋自强军编成北洋第 四镇、第五镇，派王士珍、吴长纯分任统制。5月14日，“京旗常备 军”也扩编成镇，以凤山为统制。至此，北洋新军六镇练成。
就三者的形成而言，“湘”“淮”时间上比较靠近，且源流上关联直接而又密切。当年曾做过“湘”“淮”大员(如胡林翼、李鸿章)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，在其《归庐谭往录》中曾说：“湘、淮本系一家，淮由湘出，尤有水源木本之谊”(后来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《梵天庐丛录》中，也转录了有此话的笔记内容)。这种说法旨在揭示其间的连带关系，无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时间的先后。具体看，曾国藩自咸丰二年末开始借办团练练兵，咸丰四年(1854年)春湘军正式练成出征，至此可以说湘系集团雏形初备(当然，还说不上具有“完备”形态)。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，在特定情况下形成比较快捷。因“东援”需要，本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奉幕主之命组建淮军，同治元年(1862年)开赴上海，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(出任江苏巡抚)权柄，这样“军政结合”，淮系集团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形态，完成了“淮由湘出”的衍生分化。从湘、淮集团各自初成的时间上看，前后有大约七年的时间差，而两者形成后共存“交叉”的时间则更长。
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孕育产生则比较靠后，自甲午战后的“小站练兵”初萌，嗣后逐步成型，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、淮两者之后，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。袁世凯的叔、祖辈与李鸿章即多有联系，袁本人的为官初阶则可谓从淮系要员吴长庆门下踏出，而后更得助于李鸿章的护持、荐引。其集团势力的奠基，也离不开对淮系人员的直接延揽、收用。而及至其集团势力初成之际，湘系群体形态上已告漫漶，淮系则因其“开元”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，与袁氏集团有着交叉共存时段。及至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李鸿章去世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职由袁世凯继任(先署理，随后实授)，则可视为完成其群体性直接替代的标志。由此可见，渊源上袁氏集团与“湘”“淮”有着相对的远近、疏亲。
三大军政集团就是这样递次生成，交错连接，相承相续，此为体现其“环链关系”的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更内在地体现于其有同有异、形态嬗变演化的关联上。
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。就最基本的要端而言，一是在形成的背景性契机上，都是基于特定条件下清朝的军事需要应运而生，乘机发展。“湘”“淮”之生成尽管有一定的时间差，但显然都是利用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因势而起。而袁世凯“小站练兵”，则是在甲午战后的背景下，适应清朝藉“变通军制”而“讲求自强”的需求而得。没有各自当时特定的背景条件，也就没有其军政集团形成的客观契机。再一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它们皆以“私属性”颇强的军队为支柱，进而实现密切的“军政结合”(有“私属性”军队又有督抚权柄，而此种人物实力上已非一般督抚可比)，终得形成具有完备形态的集团性群体势力。
所谓其军之“私属性”，当然是就特定意义而言，主要是指在其军队内部具有相当程度的私人隶属性，而并不是说它就完全不听命、不受节制于朝廷。湘、淮“勇营”不属于国家“经制军”，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从形式上似颇具“国家规范”，而实际上的私人控制却愈加强化，这在袁氏即使被罢在乡所谓“养疴”期间，仍能暗中控制其军队的事实就足以证 明。军队“私属性”的要素，对于“湘”“淮”“袁”三大集团来说，可谓共同基点，也是扩大和维系其群体势力的重要保障。三大军政集团的相对特异性，这里主要言其三端：
一在军队新旧反差。相比之下湘军最为传统旧式，而淮军大进一步，主要是武器装备上的日趋“洋化”。及至袁世凯北洋新军，进而从“军制”的整体层面追求效法“西式”(这在袁氏所辑《新建陆军兵略录存》的相关内容里即可见一斑)，技
术层面的“现代化”色彩已较鲜明，淮军比之不及，湘军反差更大。
二在群体结构状况。湘军以“选士人领山农”(王定安《湘军记》中语)为组织要则，淮军将领出身于“士人”的则要少得多，兵员成分也明显庞杂，惟“战”是取的实用功利性强。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，选员因明显借鉴“西法”，官兵素质条件上愈发有“趋新”气象。再如要员关系方面，总体上湘系是“多头并立”，不但军多分支，而且要员中得以出任督抚、独据一方者人数众多，且有“喷发”式阶段。而淮系，则不但军队由李鸿章总揽的情况相对明显，而且其要员出任督抚者也要少得多(这一则因其未占先机，再则也受出身条件限制)，实力地位上鲜有能与李鸿章抗衡者，其群体关系格局可以说是“众星拱月”。而到袁世凯，对其集团内部的控制就愈趋严密，他“实行‘兵为将有’，使自己成为‘本军之君’”(前辈学者李新语)，“寡头”色彩愈显浓重。
三在首领风貌特征。不妨就以三个集团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国藩、李鸿章、袁世凯为例来看。曾国藩最为传统，浸润儒风，追求圣道，统兵理政也不弃学问。李鸿章尽管也是进士、翰林出身，但就专意带兵、理政，少受道学束缚，甚至不忌“痞”气，如有以“打痞子腔”“参用痞子手段”来应对洋人之语(而曾国藩主张于此也得“老老实实，推诚相见”“言忠信”“行笃敬”)。即使日常气态、做派上，曾、李也大为不同。到袁世凯，于此更见其异。其人并非科举出身，比起曾、李他简直就是个“大老粗”，而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军政界出道、腾达，与他非常的心计、权术、手段自然密不可分。
上述异同的造成，既基于客观时势条件，又取决主观人为因素。且异同之端并非能够绝对、截然地割裂，而是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。察识这种复杂情状，自有助于整合性地体察其历史效应的发挥。
先就晚清军制变革的节点和轨迹而言。湘、淮军(所谓“勇营”)得以崛起，与作为清朝“经制军”八旗、绿营的腐败无能分不开，之后“练军”的出现(由湘系大员刘长佑在直隶创始)和推广，自是以“勇营”改造绿营的一途，而以湘、淮“勇营”作为“防军”存续，则可以说是进而为其实际走向“经制”放开的表现。如果说这还未能完全突破“旧制”的藩篱，那么，到袁世凯“新军”的编练，就无疑是一种“转型”的发轫。而这自然也不是完全“赤地新立”，离不开对湘、淮军(尤其是淮军)趋新发展所积留的有形、无形资源的借助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也自有其一脉相承性。
再从近代军阀的孕育过程来看。关于近代军阀的界定以及对它何时与如何形成的看法，学界观点不尽一致，认定其到民国代清后的袁世凯集团那里才告正式形成，而袁氏清末编练和发展新军，则为“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”，应该说比较合理。 前后联系看来，在整个“孕育”过程的“段位”上，“湘”居初基，“淮”近一程，到“袁”则最终完成。而这，与其“西化”趋向扭曲绞合。
当然还需归结到促使朝政权力格局变化方面申说。由湘军崛起导致形成“督抚专政”“内轻外重”(罗尔纲语)之局，是前辈学者由来已久的看法，虽说也有(特别是近些年来)或直接或间接的异议出现，但若非陷于绝对化而是从相对意义上(即与“湘”前比较)来考量，若非惑于制度性的某些表象(如臣奏与上谕之类)而是把握实质，若非捕捉个别时候的“反弹”现象以偏概全而是综观整体趋势，那么，说其时“内轻外重”则基本属实，并且是呈愈演愈烈之势。袁世凯最终能够左右清廷、挟清帝逊位(前不久问世的《袁世凯全集》中有录件，可证他竟能按己意改定清帝逊位诏书)，固然是投机性地利用了革命形势，但同时也可谓“内轻外重”发展到极致的结果。而这一发展过程，自可溯源于“湘”“淮”的奠基。总之，从相关诸多要端来看，都能显现三大军政集团接续发力的“环链效应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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